惡人: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_ James Dawes

2016 Aug. 29 31

9789863600473z
image from 商務印書館

惡人: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

詹姆士·道斯 James Dawes

立緒

我們總是會把「人權」中的「人」字(men或human)理解為某種特定的人:正常人。被排除在這個「人」字之外的是誰,端視歷史時期的不同而異:也許是奴隸,也許是女性,也許是無國籍者。所以,有些論者主張,普世人權方案與一個有全球野心和軍事化的國家主權的規範方案並無多大不同──至少兩者是有個相同的認識論基礎。

惡人是國際人權圖書獎得主James Dawes的作品。以作者一行人對中日戰爭中日本老兵的採訪為出發點,夾敘夾議地從不同面向切入,剖析造成這些凶殘舉動背後的種種原因。

二戰結束後,日軍落敗,一群從戰場上倖存下來的日本軍人輾轉被送至撫順監獄,在這裡他們接受中國的感化教育,承認並正視了自己的罪刑,這群日本兵最終滿懷感激之情回到家鄉,成立正式組織,試圖打破民眾對戰爭的漠視。

如同書腰文案所言,這是一本「高文學、高震撼、高可讀性」的人權主題書。討論的議題雖然沉重,又穿插著文學、心理學、哲學等學術概念,卻讓人一看就停不下來,是一本沒有冷場的好書。

會翻開這本書的讀者,無非就是想尋找「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的解答,跟隨作者的腳步,讀者得以從各個角度思考這個問題,以及它所衍生的無數個相關議題,並且理解,這個問題不只本身就充滿爭議與變數,更龐大得難以回答。

本書把採訪內容分割成不同的小段落,從言談中擷取精華之處,拉出主題獨立探討。作者之所以不依時序書寫,是希望透過去脈絡化的寫作手法,讓讀者感受作者在採訪時內心的矛盾與衝突。

 凶殘是一個失去方向感和再定方向感的循環過程。這話斷然適用於那些日本老兵:它們每去到一層新的地域都會歷經一次新得暈頭轉向。但同樣的話也適用於我自己:一會兒聽著他們講述自己的獸性暴行,一會兒跟它們客氣親密共處…,我常常有不知身在何處之感。我想讓讀者多少感受到這些暈頭轉向,經驗到突然失去穩定脈絡或可理喻賣論的錯愕。其次,我相信有些東西真是無法以筆墨言傳,而只能透過去脈絡化的聯想與錯置讓讀者感受到。(p.180)

拿來破題的,是作者撰寫這本書的初衷,也是我一拿起來就不願意放下的原因。在面對歷史上的苦難時,我一向贊成人們討論這些傷疤。我認為逃避不是辦法,再大的苦痛都需要被後代了解、討論,唯有如此才能釐清真相並且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就像作者說的,「倖存者的創傷會被公開重敘,使之可以泛化得為大眾市場的聽眾接受;然後它會被根據一般成規加工,以達治癒的終站,讓社會和國家可以告別過去,望向前方。」(p.46)但有趣的是,作者同時也提及再現苦難的弔詭與矛盾:

凶殘既要求再現(representation)又抗拒再現。我們必須為兇殘當見證,我們必須把凶殘的故事說出來──這種信念居於人權工作的核心。我們之所以蒐集證言,調查戰爭罪刑的細節,是出於道德責任的要求。這種道德責任在法律起訴有限時可能性時最為迫切,但它在那些沒有了起訴可能但繼續矢口否認罪刑和歷史修正主義大盛的地方(日本就是這個樣子)一樣有利。我們是在為未來世代創建一個我們時代的道德檔案庫。我們是在為那個人最深真理每天都受到否認的倖存者締造可理解的公共歷史。(p.19)

再現苦難包含著一個弔詭。一方面,想阻止繼續有人受到傷害,我們必須說出發生過什麼事;但在說故事的過程中,我們有可能會以始料不及的方式傷害到他人。我們想要讓加害者羞愧,但有時卻會刺激得他們更為暴力;我們想從旁觀者身分引發惻隱之心,但有時卻會讓他們愈來愈麻木,甚至憎厭;我們想要給倖存者帶來療癒的聲音,但有時卻會讓他們二度受創傷;我們想要把遙遠的陌生人變成鮮明具象的人,但有時卻會把它們化約為抽象和只有二度空間的「受害者」。(p.21)

作者又質疑:

如果「看見」不能讓看見者有所行動,那「看見」的意義何在?如果「看見」只會促使「故事疲勞」而不是行動,那該怎麼辦?更讓人疑慮的是,「曝光作為干預」的策略是否有可能是在服務加害者?正如基南(Thomas Keenan)所說的,在一個不知羞恥的世界動員羞恥之心,有可能只是一錯亂的宣傳工作。這類問題也許是無解的。但我們卻別無選擇,只能活在它們是可能有解的假定中。(p.24)

其實作者的疑慮我也不是沒想過,只不過當不同想法被理性、有條理的方式呈現在眼前時,更讓人想要用力思考兩邊說法的pro和con。這樣的開頭對我來說是非常吸引人的,它挑戰、甚至微微撼動著我原先的理念,讓人想要一窺接下來還會有什麼精彩的論點。

這本書涵蓋的面相真的非常廣,幾個例子像是:政府的洗腦教育和人類渴望單純的本能、士兵在戰爭期間強暴他國婦女所象徵的意義、戰爭的起因、戰爭時兒童的角色、事後的內疚、道歉及渴望原諒、折磨等等等。藉由這本書,我看到了人性的缺陷、醜惡以及掌權者和受支配者之間的不對等,更思考了許多平常根本看不見的問題,閱讀的時候大腦完全以三倍速運轉,被龐大新知攻擊的感覺只有痛快二字可以形容。

我們都以為這群姦殺擄掠樣樣來的日本兵是十惡不赦的殘暴分子,閱畢才理解,他們與你、與我都一樣,原先都是拿著刀發抖的平凡人,卻在外力的迫使之下,在戰爭期間犯下那些連他們自己也無法理解、無法原諒的惡行。沒有什麼是一蹴可幾,正如沒有人生下來就是邪惡之人,寬恕和同理的重要性因此顯而易見。

非常喜歡書腰的文案:
邪惡,它長什麼樣子?它感覺起來是什麼樣子?它緣何產生?
邪惡的樣貌濟部橫眉怒目,也非青面獠牙。
其特質不適大奸大惡,而是正常到可怕的「平庸」。

惡人: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是一本非常精采的犯罪心理學作品,誠心推薦!


p.60 由於我們是會組成共同體和結成強烈紐帶的社會動物,我們也是邪惡的。爆裂的仇外心態是極強我群認同(in-group identification)的副產品。我們會恨是因為我們有愛。我們會有侵略性,是因為有些東西我們在乎,亟欲保護。

p.79 在一個充滿各種複雜問題和不可能有完美修補方法的世界,狂熱提供了一個簡單而全面的解決辦法。暴力也是如此。二十世紀上半葉日本軍人的簡單化清晰部分來自貶低他群,特別是準備好去傷害韓國人與中國人。就像其他種族屠殺的個案,你要能讓他們做到這一點,需要做的只是把受害者裝扮成恰當的靶子。透過全面性的政治宣傳,透過媒體和教育,你想要攻擊的人便會變成非我族類,顯得完全不值得我們尊重。

p.119 強暴還可以在政治上摧毀敵國的國格。露絲‧賽弗特(Ruth Seifert)指出,在很多文化,「女性身體都被用做身體政治的象徵再現」,也就是說,在藝術和其他公共論述中,祖國常被形象化為女性。因為這個理由,女性身體同時是個生理、心理和文化的靶子。「對女性施加暴力是意在摧毀一個群體的肉身和人格完整性,而這兩者對共同體的建構又特別重要。因此,強暴一個共同體裡的女性,可視為是象徵地強暴這個共同體的身體。從這個角度看,所有戰爭皆見的集體強暴得到了新意義:它們不是無意義的殘忍,而是有著戰略合理性的文化摧毀行動。」

p.125 殺害小孩的行為讓人難以想像…。部分困難是情緒面的。小孩那麼脆弱,會讓我們起惻隱之心想要保護。另外,小孩代表的是一個獨一無二的範疇,概念上既清晰又放諸四海皆準。例如,不是每個人都明白何謂「士兵」、「日本人」或「女人」,但每個人都知道何謂「小孩」,親身經驗過孩提階段。但對小孩難下毒手的因素除了是情緒面,也是存在面(existential)。因為當你殺死一個男孩或女孩,便等於是說:我不只是想摧毀既已存在的人,並且還想摧毀所有可能存在的人。一個小孩之死總是帶有世界末日(apocalypse)的味道。

p.199 戰爭讓人難以看見真相。事情一向如此。戰爭得以發生、維繫、戰勝或戰敗,倚賴的是謊言和指涉的混亂。

p.222 但姑且勿論小說是否真是導致現代人權觀念賴以興起的那些變遷的原因,小說都斷然反映著這些變遷。換言之,小說是奠基於某種有關人的觀念(每個人都應該追求個體性和自主性;人的價值應由內在感情而非社會地位決定;這些感情基本上是人人皆擁有),而這種觀念也很有可能是現代人權觀念(人權是與生俱來、平等而普是標準)的前提。

p.229 人們對說故事和人權的關係一直有一些共同假定。我們相信,對聆聽者和旁觀者而言,故事可以促進連結(bonding)和同理心,而同理心可以促進幫助他人的行為。對倖存者來說,故事可提供意義(intelligibility)和結案(closure),而結案可以提供療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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